要是老一辈的人聊起他，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大拇指，一个劲儿地夸他。他们会称他为“国家的守护者”“无敌盾牌”，或者“捉拿特务的高手”，甚至说是“神奇侦探”。

在为人民解放、开创中华民族新篇章的道路上，杨奇清尽心尽力地守护着中共中央和毛主席，确保他们的安全无虞。

但他的这些能力并非生来就有，在投身革命前，他也只是个为解决温饱四处奔波的普通孩子。

杨奇清小时候家境贫寒，妈妈还生病了。为了让叔叔和兄弟们有学上，年仅8岁的他就懂事地帮爸爸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

在那些不容易的日子里，杨奇清最爱听的就是老爸讲的古代农民造反的故事。那些勇士们不怕有权有势的人，敢于打倒统治者的勇气，让他特别激动。

所以，当家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，杨奇清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革命，做了儿童团的领头人。他聪明又能干，带着儿童团的孩子们站岗巡逻，还帮大人们找出坏人、对付地主恶霸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成了义勇军里负责传递消息的小信使。

就在那会儿，杨奇清掌握了一些侦查技能，这为他以后当上锄奸部长打下了基础。

可能杨奇清天生就适合干侦查这行，他加入红军后，先在宣传部干了一阵子，接着很快就被调到侦察部做了部长，后来又去保卫部当上了部长，最终还担任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的部长。

锄奸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守护内部安全，打击叛徒和奸细。他们不像前线战士那样跟敌人面对面打，但经常要跟躲在暗地里的敌人斗智斗勇，这危险程度，可不比上前线打仗低。

不过，杨奇清凭借自己出色的本事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，为保持部队的纯洁立下了大功。

聊起杨奇清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，他闺女杨清最有体会。在工作和家庭需要他做选择时，杨奇清毫不犹豫地选了工作。

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，毛主席要去湖北看看情况，杨奇清负责保护主席的安全，因此得跟着一起去。可偏偏这时候，他家俩孩子，一个起了荨麻疹，另一个发着烧呢。秘书把这事儿跟杨奇清说了，要知道，他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。但杨奇清二话不说，直接说：“有孩子妈在呢，让她管吧！”

杨奇清其实很顾家，他和妻子肖彬心心相印，一起熬过了那些苦日子，感情特别好。他们有两个听话又可爱的孩子，杨奇清一有空就喜欢陪孩子们玩。

现在俩娃都病了，老婆还得去上班，压力真的很大。可为了工作，他没法顾家，只能全靠老婆，这让他经常觉得对不起家里。

杨奇清跟着毛主席去了南方，两个孩子在妈妈的照料下慢慢康复了，可肖彬却累病了。医生检查后告诉肖彬，他得了尿道结石，得赶紧动手术。

可杨奇清这时候还没回来，那手术通知书谁来签字呀？肖彬没办法，只能让秘书签，并说：“你就签吧，有啥问题我担着。”秘书没办法，只能签了。好在手术做得挺顺利。

肖彬在家里真的付出了很多，但她从不埋怨老公，因为她明白老公是个工作狂，总是把事业摆在第一位。

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里，毛主席经常来武汉检查工作，并且多次在长江里游泳。那时候，负责保护毛主席安全的就是杨奇清。可毛主席特别爱游泳，就算遇上风浪特别大的坏天气，他也想下水游一游，这让杨奇清心里挺担心的。

但是，杨奇清每次都能把毛主席保护得很好，这都是因为他特别细心。

在毛主席下长江游泳前，他就会去看长江的水是怎么流的，还因此特别设计了一个三层的队形来保护毛主席。

毛主席每到一地，杨奇清都会亲自去现场看看。因为码头地形挺复杂，他专门设计了队伍排列和逃跑路线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更让人感动的是，他对待工作特别认真细致。

有一次，毛主席在招待所住宿，那晚天气冷得要命，司机怕水箱冻坏，就想把水放掉。刚放没多久，杨奇清突然从屋里急匆匆地跑出来，光着脚丫子就对司机喊：“快停下，主席刚睡下呢！”

水声哗哗响得很，杨奇清怕把毛主席给吵醒了，就赶紧叫司机找来条棉被，然后把它铺好盖住水声，弄妥当了他才放心回屋。

杨奇清对工作特别上心，而且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都很严。尽管他是公安部的二把手，但生活过得非常简单朴素。

1950年，杨奇清负责陪着周恩来到苏联访问。在满洲火车站，天气冷得要命，送完领导后，他才发现就自己忘了戴帽子，耳朵冻得直哆嗦，于是打算去卖皮具的地方买一顶回来。

他走进市场，望着货架上各式各样的帽子，一时间挑花了眼，不知道挑哪一顶好。售货员瞧出了他的犹豫，于是向他推荐了一款羊毫绒毛做的帽子，说这一顶要三十块钱。

杨奇清不假思索地说：“算了，太贵了，找个最便宜的就好。”

售货员把杨奇清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心里嘀咕着，一脸不情愿地拿了最便宜的一顶帽子递给他。杨奇清一问价格，得知要6块钱，想了想便开口讲价：“4块钱卖给我吧！”

售货员其实不太想卖，但见杨奇清摆出一副“不卖我就去别家”的架势，只好妥协道：“好吧，四块就四块。”收钱的时候，他嘀咕着：“瞧你这样子，也不像普通人，买个六块的帽子还得讨价还价，真够抠门的。”

售货员说杨奇清“小气”，但他并不在意，笑着说：“谁让我现在管家呢，国家刚成立，能节省就节省点嘛！”

1958年，杨奇清去山东查看工作情况，发现老百姓吃的干粮竟然是玉米和树叶混着做的窝窝头，心里头不由得泛起一阵难过。他心痛的是，国家都成立十年了，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这么艰难，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杨奇清找老乡讨了个窝窝头，大口啃了起来，那味道又苦又涩，让他直皱眉，心里直嘀咕，老百姓到底是怎么吃下去的。

在山东的那段日子他记忆深刻，三年困难时期一到，他让老婆蒸馒头时加点树叶进去。一是为了省粮食，二是想让全家人都记住那段不容易的日子。

杨奇清一辈子为人正直，不贪不占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和老婆的工资勉强够养家糊口，因此他从没动过公家的一分钱。

尽管这样，他依然给儿女们定了条很苛刻的规矩，每月只给10块钱花，这10块钱还得包括吃饭、坐公交的钱，另外再给2块零花钱。孩子们穿的衣服，不是旧的就是烂的。

1959年，杨奇清回到了好久没回的老家去做调查，出发前他特地叮嘱，别弄那一大群人跟着的排场，就只带了个秘书和一个保卫人员。

他回到家乡，亲戚们见到他都乐开了花，一个个上门来，想让他给介绍份工作。但杨清奇都一一回绝了，他心里明白，不能一人有了出息，就带着全家沾光，这样不好。

杨奇清就像是新中国的一块“铁壁铜墙”，他特别敬业，做事非常认真细致。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坚守在党的公安保卫工作上，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公安事业。